绿色生态是我们的资源，是我们的财富。“绿色生态”就是“健康”，就是“生命力”。发展绿色产业，建设生态文明，遵循生态规律。造福人类，造福国家，造福自己及子孙后代！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制定“九五”规划的时候，首次明确提出要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如果回溯一下从那以来我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

努力是先成功后逆转。在“九五”时期(1996—2000年)，尽管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内需不足的影响，我国仍保持了8.63%的经济增长率，而且这也是比较符合中国长期增长潜力的一个数字。而这个时期一个很好的现象是我国实现了能源消费的低增长，只有年均1.10%，从而使得能源弹性系数非常低。这一时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源消耗的增长只有0.127个百分点，因此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所“脱钩”。最重要的是，这个阶段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下降，年平均下降2.85%，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所以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九五”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确得到了转变。

然而很可惜的是在“十五”规划中，节能减排没有得到很好的强调，并且也没有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提出来。因此在2002年以后，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高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耗也出现了急剧的增加。如表2右边一栏数据所示，从2001到2008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与前一个阶段(1996—2000年)相比只提高了1.6个百分点，但是资源代价和污染代价都是巨大的，例如能源消费的增长率就比前一阶段提高了8.3个百分点，达到9.4%。因此我们称之为“高代价的高增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的“净福利”应该等于名义GDP减去各类损失，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我国在这一阶段的“高增长”其实是得不偿失。

中国所遇到的基本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如何“科学发展、绿色发展”。针对“十五”时期我国发展模式的逆转，2005年10月份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首次做出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尖锐地批评了“十五”规划期间没实现节能减排，也没能很好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份报告当时给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针对“十五”规划期间的两个突出问题——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和单位GDP能耗上升，本届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节能减排的定量指标，并且首次将其作为政府的约束性指标，通过法定程序在2006年由全国人大通过并正式开始实施。

过去30多年我国创造了辉煌的经济奇迹，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取得这些经济成就很关键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我们在这一时期成功地创造和维持了30多年的国际和平环境。假如我们未来想要进一步发展现代化，则必须继续构筑新的国际和平环境，而这个国际和平环境本质上就已经需要中国能够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稳定全球气候变化，推动全球减排。这既是中国的机会，也是中国的责任。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十二五”规划时重要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十三五纲要提出 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

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度有序利用自然，调整优化空间结构，划定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保护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调节城市规模，依托山水地貌优化城市形态和功能，实行绿色规划、设计、施工标准。

支持绿色清洁生产，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鼓励企业工艺技术装备更新改造。发展绿色金融，设立绿色发展基金。

加强资源环境国情和生态价值观教育，培养公民环境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消费自觉。